“《诗经》的流传不衰及其经典地位表明，诗歌从来都不只是纯粹个人内心的狭隘抒写，而是时代风貌的深情展示，甚至也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力。”5月12日，光明讲坛走进重庆师范大学，邀请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中宇讲解《诗经》。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刘伟
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 陆远权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刘伟、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陆远权分别致辞。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
张中宇介绍，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
张中宇认为，“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
“《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张中宇认为，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贤良能臣的深情弘扬，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此外，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
除了以上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方面，《诗经》里还有史诗、祭祖祭神的颂歌、哲理诗、宴饮诗等。丰富的题材拓展了《诗经》的宽度、广度，多维展示了它的选择与倾向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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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