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材斯盛

　　岳麓书院历宋、元、明、清，作为天下书院的楷模号令湖湘而波起全国，引领并规范海内书院发展，培育出了大量人才。

　　明代中后期时王学兴盛，岳麓书院相继有王门中人登坛讲学。但朱张学统在岳麓书院早已根深蒂固，显赫如王学，也难以撼动这种学术传统在岳麓书院的影响。因此，在明末学风逐渐崇尚空谈之际，岳麓书院仍保持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在这种坚守之下，岳麓书院在晚明依旧人才辈出，培育出了书院最杰出的生徒——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初三先生”。王夫之在崇祯十一年（1638）入岳麓书院，当时的山长吴道行节高寿尊，提学高世泰以东林风节砥砺诸生，他们都对王夫之产生重要影响。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但其中有大量的反清民族民主思想，因而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不得传播。到“同光中兴”时，岳麓诸生曾国荃等以《船山遗书》刊布于世，并借助湘军如日中天之势，流传天下，号“衡阳王氏之学”。光绪间，岳麓书院建船山祠，专祀王夫之，表示对这位出自岳麓的学术大师的尊崇。《遗书》与祠祀结合，使得王氏之学上接濂溪、朱张之学而成湖湘宋明儒学一系，经晚清民国弘扬，又成为反清革命运动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今人有从王船山到毛泽东之说，衡阳王氏之学实可视作湖湘文化从古代接通近现代的桥梁。

　　清代将程朱理学立为统治思想，秉持朱张学统的岳麓书院在清代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先后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匾，雍正时倡建省会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共同进入大清 23 所省会书院，这是对岳麓重要地位的肯定。尤其是得称理学“道南正脉”，在当时确属莫大荣耀。

　　岳麓书院也的确不负众望，在清代培养的人才呈井喷之势 ：有科场鼎甲，光是位列一甲进士及第者就有五名，其中状元一名，榜眼三名，探花一名 ；有经世改革家如陶澍、贺长龄、魏源等 ；又有“中兴将相”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近人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之说，可谁又知道，这“湖湘”之中，又十九岳麓。到民主革命时期，又有唐才常、沈荩、杨昌济、范源濂、程潜等。辛亥以后，岳麓书院的强劲之势仍未停止，又相继影响了来书院学习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高悬于书院正门两侧的对联，岳麓书院可谓当之无愧！

　　步入近代，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在甲午惨败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整顿书院更是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潮下，全国书院改革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形成高潮。当时朝野齐动，提出了好几套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方案是在保有旧书院的前提下，变通其章程，引进新式教法来整顿旧式书院。这是根据全国新式人才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最为保守的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在旧式书院之外，另设新式书院，以期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全国书院的变革。第三种方案最为激进，主张全国的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三种方案分别指导不同的书院进行改革实践，借助戊戌维新的东风，形成书院改革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湘军败于辽东半岛。这给“中兴将相”之邦的三湘大地以极大震动，湘中士绅趋于维新，湖南成为戊戌维新的先驱和大本营。光绪二十年（1894），旧学出身的大儒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正式开始了千年学府走向近代的征程。他率先订购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供诸生阅读，于是“恶谈西艺”的风气得以改变 ；引入西学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设施方面做出调整 ；又收藏新学、西学书籍，广开诸生见闻。此外，王先谦还参与新式学堂——“时务学堂”的创办，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推动书院革新。古老的书院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迈上近代化的征途。

　　朝廷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布上谕，改全国书院为学堂。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岳麓书院、求实书院被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共同构成今湖南大学的前身。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书院这一古老的文化教育组织已在清末的新政中画上了生命的句点。在朝廷的上谕发布之后，书院的确出现一段时间的沉寂。但资料显示，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清朝仍有新书院创建，到民国时更掀起了“复兴书院”的热潮。尤其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书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老书院被相继修复，进入 21 世纪时又有至少 500 所以上的新书院创建。作为“老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主体工程在1986 年时修缮一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游人开放。同时，这所老书院又作为湖南大学的下属学院继续办学——书院的千年学脉，结合最新教育理念，在哺育新人中向前延展。

　　（赵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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